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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的一声炮响，轰开了紧闭的国门；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清王朝，被拖入了资本主义世界掀起的惊涛骇浪之中，任西方列强鱼肉。反抗、妥协，再反抗、再妥协，晚清政府就在这样的怪圈中走向末路。穷则思变，残败的家园出现睁眼看世界的呼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有识之士做着种种努力，试图改变民族命运。然而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再多的努力也只能换来一时的苟延残喘。当辛亥革命的枪声响起，清王朝与它所代表的那个封建时代，带着无限的苍凉，告别了历史舞台。
1840年，中国海上传来的一声炮响，轰开了紧闭的国门。大清王朝和四万万国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席卷进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也正是从那声炮响开始，中国进入了长达109年的黑暗岁月。
1840年的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而提起这场以为名的战争，不免让人联想起民族英雄林则徐此前开展的种种禁烟斗争。林则徐，字少穆，1785年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为唐朝莆田望族九牧林后裔，父亲林宾日以教书为生。嘉庆三年(1798年），林则徐中秀才，就读鳌峰书院。嘉庆九年（1804年）中举，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后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嘉庆十六年(1811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在京期间，他曾与南方出身的清流派小京官陶澍、黄爵滋、龚自珍等人结成文学团体宣南诗社，经常议论时局，讨论治世的学问，为其日后的先进思想、开阔眼界打下基础。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转浙江杭嘉湖道，为当地修筑海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屡树政绩。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林则徐升任湖广总督，以修防兼重的措施解决了当地夏季的河灾问题，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贡献斐然。
清初，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国家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回流白银，对中国采取倾销的恶毒手段，以此敲开中国的大门。大量流入中国，为殖民者带来大笔财富，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一方面，的大量输人严重冲击了中国的封建经济体质，使中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中开始处于逆差的地位。大量白银外流，使得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百业萧条；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因吸食上瘾，身心备受毒害摧残，家破人亡，民不聊生，而贩子大量行贿也加剧了清政府的吏治腐败。种种情况使人们要求禁烟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道光十八年（1838年）六月，鸿胪寺卿黄爵滋等人上奏，痛陈祸害，揭发官吏包庇烟贩，主张坚决遏制的输入，并且加重对吸食者的惩治以禁绝。
据此，道光帝令各地督抚各抒己见，林则徐对黄爵滋的禁烟主张坚决支持，又提出六条具体的禁烟方案，并率先在湖广实施，收效甚好。在此后的两个月内，他三次主动上奏，重申严禁的重要性：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他的建议坚定了道光帝禁烟的决心，道光皇帝曾先后八次召见林则徐，具体听取了林则徐关于禁烟的方略。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林则徐被授为钦差大臣，赴往广东主持禁烟，并节制广东水师，查办海口，收效显著。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成千上万的人挤在珠江两岸以示欢迎。1839年3月18日，新官到任的林则徐就发布了两个谕贴，命外国商贩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3月19日，他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要求其履行谕贴，但遭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及外商拒绝。他义正言辞道：若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此后，林则徐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又采取包围商馆及查拿英国贩子等行动，终于挫败狡诈的义律和贩子，成
功收缴英国趸船上的全部近2万箱，约237万斤。 林则徐的收烟之举引起了外国人的愤怒，他们认为清政府想从此对实行专卖，垄断市场。不过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在收缴以后，林则徐报告道光皇帝，要求验明数量，然后进行焚毁。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这天，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开始当众销烟，他让士兵在海滩上挖成两个十五丈见方的池子，灌入卤水，把切成小块投入卤水中，浸泡半小时后再投人生石灰，石灰遇水立即滚沸，冒出滚滚滚浓烟，整整花了23天的时间，收缴的才被全部销毁干净。在查禁的这段时间里，林则徐曾经书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副对联既表现了他对自己广开言路、杜绝私欲的要求，同时也反映出他对于西学的一种接纳态度。这是因为在广州禁烟的过程里，林则徐意识到英国殖民者绝不会善罢甘休，很可能将以武力侵略中国。因此他进行了一系列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军事变革实践。一方面，他亲自主持并组织翻译外国书报，将外国人对中国的评论译成《华事夷言》，成为当时中国官吏的重要参考消息；为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他还组织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等一系列著作。通过分析外国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他更加深刻体会到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另一方面，他着手整顿海防，从外国秘密购入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又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以改进军事技术。组织官兵在东较场（今广东省人民体育场一带）学习西洋武器的使用，又招募了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加强水防。
1839年7月，义律以维护杀害中国村民的英国水手为由挑起九龙炮战和穿鼻洋海战。林则徐亲自前往虎门督战，取得反击的胜利。不过这只是战争的前奏，1840年6月，战争正式打响。英军先以广东福建为目标，久攻不下遂转战浙江，定海沦陷，英军继而北上入侵大沽。得知消息的道光帝惊恐万分，急忙派使求和，因遭小人诬陷，明明抗英有功的林则徐却被皇帝归责办理不善,多次下旨斥责，林则徐却依然为广州抗英奔走察看，四处招纳贤勇，又坚决反对钦差大臣琦善畏敌求和。他对此时负责主持粤战的奕山建议防御之策，却终不被采纳。是年十月，林则徐被道光帝革去两广总督之职，自1839年3月到达广州起，他已经主持禁烟抗英军事斗争长达19个月。期间，他敢于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精神，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离开广州后，林则徐又于1841年三月受命前往浙江协办海防，贡献卓越。五月，道光帝却因为广东战败归咎前任，林则徐再次被革去四品卿衔，并且从重惩处，发配伊犁。林则徐忍辱负重，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启程戍途。在途经镇江之时，偶遇老朋友魏源，授之以《四洲志》及相关外国资料，并嘱咐其撰写《海国图志》一书。途经河南开封逢黄河灾起，奉旨治河，事成依然戍守伊犁。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林则徐终于到达新疆，颠沛的戍途当中，他始终忧国忧民，从不唏嘘于自己的坎坷运命。
到达伊犁以后，林则徐拖着自己年高体衰的身体，亲自在伊犁和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对南疆八城进行了实地勘察，并由此意识到西北边防的重要性。他翻译资料，察觉出沙俄将对中国构成的威胁，于是率先提出了抗英防俄的防塞论国防思想，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的政策，以兵农合一抵御沙俄威胁。不仅如此，他还大兴水利，发明和推广坎儿井和纺车，被人们称为林公井林公车。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林则徐被重新起用署陕甘总督，次年转任陕西巡抚。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奉召回京候补，十一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授陕西巡抚，刀客。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升任云贵总督，先后平息、西北、西南民族冲突和人民起义，整顿云南矿政。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秋，林则徐因病向朝廷辞职归籍，道光三十年九月（1850年10月）再次被朝廷任命钦差大臣，赴广西农民起义。是年十月，林则徐抱病起程，11月22日于途中潮州普宁县（今广东普宁北）行馆病逝，终年66岁。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皇帝赐祭葬，谥号文忠，晋赠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林则徐逝世后，全国哀悼，福州建祠奉祀。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魏源曾为他写下这样一副挽联：品望重当朝，犹忆追陪瞻雅范；褒荣垂史乘，徒殷景仰吊遗徽。乃是对其一生人品与功绩的崇高评价。
（二）微焦再现虎门销烟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已在中国大量贩卖。据估计，全国有200万以上的人吸食，严重影响了清政府的国防和财政收入，影响了百姓的生活，有识之士遂开始力主禁烟。林则徐也三次上书，力陈之害。他在任江苏巡抚时就开始禁烟，并取得成效。在随后的湖广总督任上，他提出了禁烟六策，搜缴烟土、烟膏总价值12000余两，烟枪1264杆。同时，还组织下发戒毒药方、偏方，以期治病救人。他在给道光皇帝的《筹议严禁章程折》讲述了六项禁烟方案，又连续呈递《查拿大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和《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折》。道光帝当时对林则徐的作为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于1838年11月27日起连续8天宣见林则徐，授以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之职，到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并表示自己决心禁烟。林则徐在京期间，除了接受召见外，还访朋会友、拜师问道，广泛征求对严禁的意见。其中，得到了其挚友、时任礼部主客司主事的龚自珍的大力支持。
林则徐接旨后立即赴任，在广州进行了六七天的实地调查，还雇了四个翻译深入了解贩卖情况，然后采取相应对策。在禁烟行动中，林则徐遭遇了空前的压力。不仅英国人图谋反抗，甚至中国的十三行也极力阻挠。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十三家商行。他们在长期的内外贸易中与外国商人共同勾结，包庇走私，是外商代理人。其中有一个叫伍绍荣的人，自以为在大清国有钱能使鬼推磨，企图贿赂林则徐，遭到了林则徐厉声呵斥。林则徐严肃指出十三行参与买的罪行，要求他们自首以求宽大处理，同时传谕各国商人，要求他们将尽数缴出，保证再不贩卖，并表示自己将与贩卖斗争到底。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得知消息，连忙从澳门赶到广州，企图保护英国商人，被义愤填膺的中国百姓围在商馆。林则徐得知后当即下令封舱、围馆，督促外商缴烟。义律等人迫不得已，交出少量。林则徐不为所动，传下命令，不缴清，义律就不能离开商馆。义律等人没有办法，只好如数缴出20283箱，签署永不夹带的保证。
林则徐以严密的计划方法、严肃的纪律，顺利地完成了收缴的任务，皇帝对他的作为表示了嘉奖和肯定。
在林则徐的指挥下，从1839年6月3日开始，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拉开序幕。当天，人们纷纷前往虎门浅滩。林则徐在广东巡抚怡良等人的陪同下登上礼台，宣布以海水浸化法开始销烟。海水浸化法的办法是在海边挖两个水池，池底铺石，四周钉板，以防渗漏。然后再挖一条水沟，使海水流入池中，然后把捣碎，投入池中浸泡一些时候，再撒下石灰。等到海水退潮时，打开销烟池前面的涵洞，销溶后的就随着海浪流入大海了。全部销溶后，再用清水刷洗池底，以求不留残余。
林则徐在销烟前发出告示，准许外国人到现场参观。一些外商、领事、外国记者、传教士不相信林则徐有办法不留贻害地销毁所有，特地前来观看。从6月3日到25日，除留下8箱作为样品送往京城外，200多万斤全部销毁了。
销烟同时，林则徐制定了《禁烟章程十条》，规定：吸食者要主动把烟土和烟具交官，不追究缴者姓名，也可让别人代交。同时设立官办的收缴总局和分局，收缴烟土烟具，劝说戒除毒瘾。颁布规定之后，林则徐严厉查禁，两个月内捕获毒犯1600人，收缴烟土46万两、烟枪4万杆、烟锅200多口。广东禁烟取得节节胜利，为各地起了带头作用，各地禁烟运动随即纷纷展开。
林则徐受命禁烟，是在外临强敌，内对奸臣的关头。在这一严峻情势下，他表现出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敢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史书这样评价他：虎门销烟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中的光辉一页，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经历了这次禁烟运动，广大民众对危害性有了清醒的认识，使很多人看清了英国向中国贩卖的本质。同时虎门销烟也大大抑制了英国在中国的交易，沉重打击了英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贸易掠夺，也唤醒了国人的爱国意识。
道光皇帝曾赞扬此举为除中国大患之源、可称大快人心一事。马克思也赞扬过虎门销烟是中国政府1837年采取严禁措施以来的顶点。
虎门销烟大火虽然熄灭了，但是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把火种却保存了下来，一代又一代流传。
禁烟运动直接损害了英国政府和英国商人的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不法利益，强迫清政府屈服，英国政府决定对中国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
虎门销烟之后，英国向中国输出的贸易受阻，无事可做的英国商船都聚泊在香港九龙尖沙咀一带海面，拼命寻找着一线日上午，一伙英国水手来到尖沙咀上的一个小渔村的小杂货铺里买酒，当即喝起来。几瓶酒不够尽兴，而小杂货铺里的酒已经都卖给了他们。店主做手势解释说，酒已经卖完了。这些英国水手认为店主故意不卖，开始闹事。附近村民闻讯赶来，对于洋人的行为非常愤慨。英国水手却肆无忌惮，甚至还用中国线;青年农民林维喜上前指责洋人，喝醉了的英国水手不知收敛，反而动手动脚，引发了村民的更大不满。见此架势，几个英国水手立即操起杂货铺前的一根木棍，朝村民们打去，多人受伤，林维喜因离得最近，被击中后脑，当场昏倒，因救治无效而亡。几名英国水手则在村民们追打时逃走。林则徐调查清此事后，立即派人和义律交涉，命令他交出凶手。义律是一个行事细密、善于辞令的人，闻讯后知道林则徐一定会让他交出凶I手，所以在命案发生后随即展开调查。当他知道这次冲突是与英船卡纳蒂克号和曼格洛尔号的水手有关时，马上采取了在案发当地收买人心，用金钱封住死者亲属之口的措施。通过支付金钱，义律买来了死者之子林伏超所签下的字据，表明其父是意外死亡，跟英国的水手没关系。其字据如下：父亲维喜，在九龙贸易生意，于五月二十八日出外讨账而回……被夷人身挨失足跌地，撞石毙命。此安于天命，不关夷人之事。林则徐对此当然不能容忍，坚决敦促义律尽快交出凶手。狡猾的义律开始和林则徐耍起花招。他用外交辞令答复说：查尖沙咀村民一名，被殴毙命，远职遵国主之明谕，不准交出罪犯，而按本国律例，彻底调查情由，秉公审办。如查出实在凶犯，也准备治以死罪。今现职谨报诚言：该罪犯不（没）发觉（现）。
林则徐义正辞言地驳斥道：查该国一直有定例，本国人到哪个国家贸易，即遵守哪个国家法度，该国王远在数万里之外，怎能谕令不准交出凶犯？
8月12日，义律假模假样地在一艘英国货船上设立了法庭,自己充当法官，声称被审者就是刚被他缉拿的参与林维喜案的5名凶犯。经过一番所谓的审讯，义律当庭宣布，5人中的3人判处监禁6个月，各罚款20英镑，其余的2个人则判处2个月监禁，各罚款15英镑。
8月15日，林则徐发布一道禁令，禁止与英国进行一切贸易，清兵进驻澳门，进一步将英人驱逐出境，所有卖与英人的食物一律停止供应，英人所雇用的中国买办、佣工全都撤回。无奈之下的英人只得撤离澳门，在货船上寄居。
告示发出后不久，林则徐再发谕帖，要求英方将交出打死林维喜的凶手交出，而义律则对中国钦差的要求拒绝回应。双方陷入了僵局。
禁令发出后，从澳门被驱逐到船上的英商和侨眷断绝了赖以生存的物资，原有的中国雇员和仆役也纷纷离去。英商和侨眷自然把怨气发泄在包庇凶手的义律身上，迫于同胞的压力，义律致信葡萄牙官员，请求予以支援。但葡萄牙不想卷进这场纷争，明确表示他们不能保证其安全。
9月5日，义律派传教士郭士立与林则徐谈判，要求他解除禁令，恢复正常贸易关系，被林则徐拒绝。下午14时，义律发出最后通牒，林则徐不予理睬。15时，在义律的授意下，英国军舰向负责封锁的中国船舰开火。对于这种挑衅中国主权的行为，林则徐勃然大怒，于次年初下令正式封港。1840年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发动战争的决议案，于5月调集大量英国军舰，云集珠江口，准备开战。对于英国的这种嚣张行为，林则徐毫不示弱，与5月9日晚派10艘火船主动出击，击毁11艘英船。战争自此揭开了序幕。
当林则徐开始在广东准备进行抵抗英国侵略时，是得到道光帝的认可和支持的。但在英国侵略者绕过广州、袭取定海后，道光皇帝动摇了当初的禁烟和抵抗政策，立即投降妥协。
这位万圣之尊被定海的惨状吓坏了，一位曾经亲自参加了定海之战的英国军官后来回忆说：
军队登了岸，英国旗就展开，从这一分钟起，可怕的抢劫光景就呈现在眼前。暴力地闯入每一幢房子，劫掠每一只箱箧，街道上堆满了图画、椅子、桌子、用具、谷粒……一切这些都被收拾去，除了死尸以及被我们无情的大炮弄残废了的受伤者。有的丢了一只脚躺着，有的两只脚都没有，许多被可怕地割裂，被霰弹射穿。只当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拿的时候，才停止抢劫。
更惨无人道的是，英军攻陷定海后，即在城乡进行血腥劫掠与屠杀。据书中记载，英军进入定海后成群结队，或数十人，或百余人，凡各乡各岙，无不遍历，遇衣服银两，牲口食物，恣意抢夺，稍或抵拒，即被剑击枪打。数十万生灵，如坐针毡，延颈待毙。
面对英侵略者的抢劫和屠杀，昔日繁华富庶的定海，变得满目疮痍。原来的数万只渔船，今已一只皆不见。
其实，在定海失陷后，当时的清朝统治集团中实际存在着两种态度：一种以穆彰阿、琦善等为代表，他们都是满族的贵族代表。在他们眼里，外国侵略者船坚炮利、武器先进，凭着清朝现有武九个根本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不可能战胜。因此即使是做出一些必要的妥协，也要绝对避免与其发生冲突。
另一种态度则以林则徐等一批汉族官员为代表。他们懂得开眼看世界，对英武力优越与清军武力装备废弛有着比较客观的认识，他们也不愿与英军动用武力。但他们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能容忍外国侵略者践踏蹂躏中国主权，而要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可行方案。他们相信，只要充分利用中国的有利条件，是完全可以打败侵略者。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究竟哪一种能成为清政府的对英方针，关键取决于道光帝。
道光帝生于清王朝由盛转衰之际。无法再创盛世的他自从即位之后，内，腐败丛生、民生哀怨，外，枪炮、强权外交，纷至沓来。他一方面对于祖父乾隆皇帝之时的鼎盛之世记忆犹新，不愿意到祖宗留下的基业在他手中继续衰败，而是希望有所作为，继续开创新纪元；另一方面，他对于世界的变化愚昧无知，对于工业革命后西方各国的飞速发展嗤之以鼻，依然沉溺于他的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幻梦之中，不去思索世界形势的变化，殊不知，清王朝在世界上已经落伍了。
面对这危机四伏的局面，清王朝的统治机器运转不灵、银荒兵弱的现状，加上正在进行的战争节节失利，他能做的只能是希望至少能够维持维持太平局面，以确保祖宗江山不要毁在他的手上。在对外态度上，他早就提出了所谓天朝体制断不可失，外夷衅端断不可启的原则。而他之所以大力支持林则徐禁烟，是因为输入，白银大量外流，出超变成入超，对清朝财政形成巨大危害，财政危机一步步凸显。由于军队日益废弛，极有可能导致无御敌之兵的可怕局面，这不仅有损于天朝体制，更是严重的危及了清王朝的统治地位。另外，道光帝完全不了解对于英国的利害关系，他把禁绝看得比较简单，想当然地以为禁烟只会引起贩子顽抗，作为天朝上国，对付几个贩子比较容易，总不至于，引起大规模的战争。
然而，道光彻彻底底地错了。战争的一声炮响，英军大举来华侵略，攻陷定海，道光帝惊恐地发现，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局面变得越来越不可收拾，于是他的强硬态度开始动摇。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设法消弭边衅，防止事态扩大。这与琦善等人的妥协主张正相吻合。
此时，道光帝对于林则徐的抵抗意见充耳不闻，反因定海失守迁怒于林则徐，并派琦善前去与英军商讨。而琦善在广东与义律的一系列妥协却被道光帝认为片言片纸，连胜十万之师,退敌有功。于是，道光帝将林则徐革职查办。
不得不承认，道光帝亦有他的无奈，但民族利益、国家主权是不能妥协的。他却丧权辱国，说得冠冕堂皇：
览奏愤懑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至于此，于万物可奈之中，不能不勉允所请者，成以数百万民命所关，其利害不止江浙等省，顾强为遏抑，照议办理。
然而，冠冕堂皇的语言遮盖不了辱国丧权的事实，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彻底撕掉了感觉良好的大清王朝最后一块遮羞布。
1841年1月29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兼全权大臣、海军上校义律在澳门发布了一份题为《给英国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的公告，该通知声称他与清政府钦差大臣琦善达成了初步协议,协议中除了赔偿英国烟价600万元、开放广州贸易等内容外，还规定将香港岛和港口割给英国。
消息传出，立刻引起清政府朝野的震荡。道光帝异常震怒，下令逮问琦善，枷号京城治罪。
后来，马士在他的《对外关系史》一书中将义律1841年1月20日在澳门发布的公告说成是英国代表义律和中国代表琦善签订的穿鼻协定，又称穿鼻草约。按照此协定的规定，中国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然而事实是，战争打响之后，英军封锁珠江口，大举北上，1840年7月6日，舟山群岛的主要城市定海被侵略军攻陷。8月初，英舰直抵白河口，直逼紫禁城，京畿大震。道光帝别无良策，只想一心求和，连忙让直隶总督、大学士琦善前去对英交涉。按照道光帝的谕旨，琦善的职责，仅限于为英人在香港泊舟寄居、代为奏恳。道光帝并没有给琦善签订协议的权力，即便是他作为钦差大臣可以先斩后奏，也得等到奏报皇帝后得到皇帝的同意后才能生效。而且，如果线;，琦善和义律必然会分别送呈本国政府审查批准。他们毕竟代表不了本国政府统治者的意志。这就有力地证明，义律等所说的协议，纯属义律等一些侵略者的一厢情愿的言辞，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穿鼻草约》。
西方殖民者将琦善仅仅同意的代为奏恳说成是达成了初步协议、明白的公开协议、已有文据在案，这种别有用心的行径，其目的在于以谎言混淆视听，给他们强占香港岛的非法暴行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作为抢占香港岛的条约依据。
英国臭名昭著的贩子查尔顿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占有一个岛屿，或者是侵占一个邻近广州的海港，可以占香港。香港拥有非常安全广阔的停泊港，给水充足，易于防守。一个曾经参与了战争的名叫爱德华·拜尔秋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舰队司令24日回来后，就派我们去香港，开始进行勘测工作。我们在1841年（1月）25日，星期一，上午8时15分登陆。我们是第一批的真实占领者。我们便在领地山上三呼万岁，举杯贺女皇陛下健康。
这段文字赤裸裸地彰显了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意图。在清政府的钦差大臣琦善和英国殖民者的代表义律谈判的过程中，义律最关心的是增开通商口岸和割让土地，以便向中国输出商品，进而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可以说，这个根本不存在的《穿鼻草约》是战争中中国开始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帝国主义一步步勒紧清王朝的咽喉，他们利用武力侵略，然后获得一根绳子来遏制清政府，并作为自己的合法外衣大肆侵略。
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沿海各省，并伸向内地，方便了它们倾销商品，掠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使中国难以抵挡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冲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经济一步步解体，让这帮在东方看来是蛮夷之邦的西方列强牵着鼻子一步步走向灾难的深渊。
《穿鼻草约》不是一个正式的条约协议，它是英国方面的代表义律篡改琦善的本意而捏造出来的，因此不具备法律效力。我国的历代政府也没有承认过。
《穿鼻草约》不仅渗透着英国殖民帝国的强权霸道，它更是一条屈辱的绳索，把中国这个遍地黄金的土地的国家勒得紧紧的，任凭帝国主义吸吮膏血，作践蹂躏。
当清政府的态度从抵抗转向妥协时，英国侵略者的野心更是疯狂的无止境，而清政府却一味的满足侵略者这种的贪婪。
大清曾自诩天朝上国，一场战争让那些美梦中的统治者惊醒。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曾创造了灿若星辰的世界第一。可是，经过中英战争，中国一触即溃、俯首求和的现实，使中国的形象一落千丈，而西方人很快便以傲慢的神情来看待中国。
一个参加战争的英国军官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道：中国是个长期愚昧而又骄傲的国家，是一个没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力的国家。
第一次定海海战之后，清政府遂向英侵略者妥协。然而当英国全权代表义律将《草约》送到英国后，以英国女皇为代表的英国政府对义律的行为却大为不满。作为战胜者，他们觉得应该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义律勒索到的东西太少了。因此，英国政府决定扩大战争，遂召回义律，决定扩大对华战争以攫取更大利益。
英政府改派璞鼎查为侵华全权代表，用洋枪洋炮从清政府手里夺得更大的权益。清政府统治集团以为在它作出更大让步之后，战争就会停息，恢复战前的老局面，继续安享太平。然而，英国侵略者在其野心没有得到满足之前，压根儿不打算罢休。
英军集结大批军队再次北上，由璞鼎查率领，接连攻陷鼓浪屿、厦门、定海、镇海及乍浦，清军在战争中连连失利，一败再败。定海已经是第二次被攻破，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五千守军英勇抵抗，与英国侵略军血战六昼夜，最后英勇牺牲。英军占领这些地方后，到处烧杀抢掠，由于侵略战争进展的顺利，璞鼎查竟狂妄地向英国政府建议：女王陛下可以宣布，中国的某些港口，或者某些沿海地区，将并入英国的版图。
英军接着又攻打长江的门户吴淞，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军坚守吴淞。最后陈化成与部下死守西炮台，孤军作战，直至战死。吴淞口一失，上海、宝山跟着失守。接着英军沿江西上。英军舰队开到镇江，副都统海龄率官兵奋勇抵抗，经过激烈的巷战，直至打到最后一人，镇江失守。8月4日，英军直逼南京，清军节节败退，朝野上下人心惶惶。然而，清政府越是磕头乞降，侵略者越是气焰嚣张。
面对着定海、镇海、宁波三城的失守，道光皇帝的天朝上国梦却还没有惊醒。十月十八日，道光帝任命他的另一个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前往浙江收复失地。结果奕经大败，狼狈逃往杭州，不敢再与英军交战。
坐镇京城的道光皇帝听到战败的消息，十分惊慌，立即派耆英和伊里布赶到浙江去向英国侵略者求和。
这时，英军舰队抵达南京江面，架起大炮，宣称要开炮攻城。这时，清政府完全被侵略者的所吓倒，彻底的屈服了，赶紧派耆英、伊里布赶到南京议和。
1842年8月19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登上英国军舰汗华丽号，在英国殖民者的枪炮和旗帜下，伴随着一声声女王万岁，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正式签订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到此，历时两年多的战争以可耻的城下之盟而告结束。天朝上国的美梦彻底破碎了。
这一纸条约不仅是英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掠夺，使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人民的负担加重，而且开创了侵略者对中国勒索赔款的先例。
《南京条约》的影响不仅如此，它让西方列强都闻到了中国这块肥肉的醇香。原本属于中英两国的战争，却让西方很多列强趁火打劫。美国和法国也乘人之危，相继以武力威胁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从中国勒索了不少好处。紧接着，葡萄牙、普鲁士、比利时、西班牙、荷兰、挪威、瑞典、丹麦等国也纷至沓来，都来分享肉羹，纷纷与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17世纪末，康熙皇帝决定打开清王朝的窗户，看看外面的世界。他下令暂时放松对外贸易政策，无数来中国淘金的外国商人一股脑涌进了当时的门户城市广州。
为了促进贸易活动，1686年，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这样一项公告：凡是家事富裕的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银子，就可以作为官商，包下对外贸易。
就是这样一个举措，让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名字传遍了世界，这个人就是伍秉鉴。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评出近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十个人，伍秉鉴身列其中。李士祯的一个小小举措竟然为中国催生出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大富豪，这肯定是当时的他始料未及的。
李士祯的公告颁布以后，广州有十三家实力雄厚的行商成为了被招募的对象。他们就是日后被称为广州十三行的广州行商。这些行商与外国商人做生意，并履行替政府收缴关税的职责。由于效率高而且非常守信誉，广州十三行很受外国商人的欢迎。
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关闭其他对外贸易港口，仅仅保留广州继续作为通商口岸，闭关锁国的政策又一次开始被实施。一时间，广州成为了清朝联通世界的唯一窗口。这个政策对之后中国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非常严重的阻碍作用，广州十三行却因祸得福，成了全国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在对外贸易中的垄断地位给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这些行商一个个迅速发迹。
当时，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线;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十三行的行商们在这一时期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他们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相传，1822年，广东十三行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当时有4000万两白银被火烧融，银水流入水沟，竟然蔓延了一二里，像一条长长的银蛇，盘踞在水沟里。
伍秉鉴是十三行里最著名的一家﹣﹣怡和行的主人。他祖籍福建，家里世代经商。伍家从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怡和行是由伍国莹一手创办的。1801年，32岁的伍秉鉴开始正式接手怡和行的生意。在他的推动下，伍家的事业迅速发展壮大，怡和行一跃成为十三行的翘楚，伍秉鉴本人也成为广东行商的领头人﹣﹣总商。
伍秉鉴的经营理念非常超前。在他的管理之下，怡和行同欧洲各国的重要客户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除了在国内拥有的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之外，伍秉鉴在外国也投资了许多项目，其中涉及铁路、证券交易、保险等领域。除此之外，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慷慨的伍秉鉴经常在东印度公司不灵的时候向他们伸出援手。这让他在当时的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美誉。
伍家所积累的财富多得令人震惊。据说，当时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极尽奢华。据1834年伍家自己估计，他们的财产当时已经有2600万银元之多，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
在当时的洋人眼里，伍秉鉴不仅是个有钱人，而且是个慷慨大方的重义之人。有一次，伍秉鉴与一个来自美国波士顿的商人合伙做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波士顿商人欠了伍秉鉴七万多银元的债务，他没有偿还这笔欠款的能力，所以一直滞留在广东，不能回国。
伍秉鉴知道这件事之后，叫来了这位商人，并命人拿出了借据，他对这个波士顿商人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只不过运气不好而已。说完之后，拿起借据，抬手便撕了个粉碎，他向波士顿商人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经全部结清了，并表示他想什么时候回国，随时都可以走。伍秉鉴的这个举动让他慷慨、豪爽的名声在美国流传了大半个世纪之久。
1839年，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爆发。伍家的怡和行虽向来以茶叶贸易为主，做的是正经生意。可一些受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赚取巨额利益，却常常在运送的商品中夹带。无论是朝廷官府还是合作多年的外商，伍家都不能得罪。因此，伍家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化解这场危机。为了让禁烟运动早日结束，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把外商上缴给他的一千多箱交给了钦差大臣林则徐。他们本以为禁烟运动可以就此结束，却不料林则徐早已认定这只是十三行行商与英国商人串通起来欺瞒政府的手段。
1839年3月23日，伍绍荣等人被缉拿。为了救出伍绍荣，伍家再次妥协，表示愿意拿出家资，报效朝廷。出乎伍家意料的是，他们这番做法丝毫没有感动林则徐。不久，朝廷革去了伍绍荣总商一职，并将他逮捕入狱。经过这一番折腾，伍秉鉴颜面尽失，受了很大打击。
1839年8月，禁烟运动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国会对是否采取军事行动展开辩论，最终决定使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10月，英国内阁决定派遣远征军赴中国作战。
1840年6月，英国舰队封锁珠江口，战争正式爆发。据一位来自美国的商人记录，消息传来之后，伍秉鉴被吓得瘫倒在地。他始终没能和平解决问题。伍秉鉴清楚地知道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英国不过是想打破十三行在对外贸易上的垄断地位。为了保持十三行的独特优势，战打响之后，伍秉鉴和其他行商积极募捐，并出资修筑堡垒，制造战船、大炮。
行商们为这场战争贡献了巨额的财富，却依然没能扭转战局，清政府全线月，中英双方签订了《广州和约》，此次代表中国政府参加签约仪式的正是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在《广州和约》里涉及到600万元的巨额赔款，其中仅伍家一家就出了110万元。后来，《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再次下令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由行商来偿还，伍家又承担了其中的三分之一。
在整个战争中，伍家一共替清政府偿还了200多万元的债务。遗憾的是，伍家的行为并没有为他们带来任何荣誉和感激。战争打响之后，十三行的行商们就被国人戴上了一顶卖国贼的帽子。无论做什么，他们都无法改变根植于人们脑海之中的看法。
1843年9月，心灰意冷的伍秉鉴在广州溘然长逝。《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由于五口通商政策的实行，广东失去了在对外贸易上的独特优势，曾经富甲一方的广州十三行也开始逐渐没落。第二次战争爆发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街，历经百年风雨的广州十三行终于彻底化为灰烬。
道光皇帝在位期间，清王朝的国家机器也已经运转了170余年，前朝五位皇帝留下的这片盛世江山，经济繁荣，人口众多。
虽说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后已经由盛而衰，但是祖宗留下的基业依旧闪耀着光辉。道光帝在位时，大清王朝疆域广阔，他统治着一个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一大帝国，这时候，人口数量已到达了空前的四亿，占全世界总人口近三分之一。如果当时有发达这个词的话，当时的中国可谓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道光帝在世界上也拥有绝对的权威。
此时，大清王朝的力不从心的衰朽状态，官场因循懈怠、贪污腐化的程度也达到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程度。这位39岁的皇帝从他的父亲手中接过的不仅是一片盛世，也是一个腐败到骨子里的烂摊子。
在封建社会，皇帝是九五之尊，是天子。然而正是这位至高无上，一呼百应的道光皇帝，自然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岂不知皇帝实际上却被那些拿着大清俸禄的效忠于朝廷的腐败集团绑架了，作为一个皇帝，他无法抽身，更是力不从心，他徒有皇帝的风光，实际上他只是周围一大批人的傀儡，他痛恨腐败，痛恨贪官污吏，而正是这帮贪官污吏顶着他的名字捞自己的好处。
与天子比起来，这些官员只是一些无名小辈，却从统治集团中得到最大实惠的。清朝的腐败到了道光时期可谓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有一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字面上理解，就是清朝地方官是三年一个任期，一个知府一个任期就能搜刮十万两白银甚至更多，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又是多么荒唐的统治集团。
贪官污吏，历朝历代皆有，道光朝也有这种现象似不足为怪，但皇帝成为贪官搜刮民脂民膏、侵蚀钱粮的工具却无先例。道光这位一心想挽狂澜于既倒的皇帝，为他的臣下官们充当着洗钱的机器。
道光帝登基之初就想通过改变大清前朝留下的陋规陋习来改变这种吏治腐败的现实，英和建议清查陋规，整顿吏治。
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概耗于官司之削，民生困敝，职此之由。
清查的方针是，将所有的陋规查明，该保存的留下，该取缔的消除。道光帝实际是想承认一部分陋规，取消另一部分陋规，控制新官上任三把火，道光帝整饬陋规是为初政之一，他也想励精图治，续写盛世，然而那帮既得利益者怎么舍得让他们搜刮到的财富变成非法的呢？由此，官吏们的贪婪却让道光无可奈何，最后只是说了一通空话：
各大吏正已率属，奖廉黜贪，如有苛取病民之事，立加黜革厘正，斯吏治澄清，民生日臻饶裕矣。
道光整顿吏治的新政流产了，预示政治不会有起色，陋规将越来越严重，吏治一发不可收拾。
道光皇帝一生力戒浮华，克勤克俭，在历史上来看也是一位数算得上节俭的皇帝，他批答奏章，日理万机，召见臣工，夜以继日的操劳国事，对国事可谓鞠躬尽瘁，又可谓是一位勤政的皇帝，可见他守成君主的兢兢业业。然而他改变不了王朝没落的大趋势，面对吏治腐败，他深恶痛绝却又无能为力。这位勤政节俭的皇帝一生都写着衰世之主的悲怆与无奈。
道光帝在位期间，做了不少有利国计民生的事情。然而，随着禁烟运动的失败以及战争的一声炮响，道光帝的一世英名付之东流。
道光帝，名旻宁，为清朝的第八位皇帝，他是嘉庆皇帝的嫡子。39岁继位的道光帝，在他30年时间内，见证了一个万里帝国由盛转衰的悲剧，而他本人，虽然非圣主，却也不是个昏君。如果不是恰逢三千年惟有之大变局，他或许还可以做个安乐皇帝。
然而作为战争的头号当事人，道光无可避免地成为了后世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古往今来，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不胜枚举，然而碰到了性格疑虑犹豫、反复无常道光，则此战最终败北。在禁烟之时，严禁与驰禁犹豫摇摆；战争爆发时，道光又在主战与主和之间反复无常；用人当任时，道光又以一己好恶和宵小谗言，任贤与任奸功罪倒衡。在这场历史悲剧中，道光遂扮演了悲剧的主角。
战争胜负未分之时，林则徐便遭到了贬谪，随即，道光帝便派投降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去到广东，与英国谈判。临行之前，道光帝定下要求：上不失国体下不开边衅。意思是说，给英国割地赔款不行，与英国发生军事冲突也不行。按照道光的打算，是要让英国人竹篮打水一场空。
琦善无能，遂向英方让步，私下将香港划给了英国。这让道光帝大怒，在逮捕了琦善之后，遂派遣杨芳、奕山向英军进攻，结果却失败而归，绝望的道光帝只能投降，割地赔款。如此反复无常、左右摇摆的君主，如何能够让大清军士上下一心，把英军打回老家去呢？
此后，道光帝更是不思进取，不吐改良，不知求富图强之道，致使西方列强步步紧逼。所以《清史稿·文宗本纪》论述道：论曰：宣宗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其视前代戎狄之患，盖不侔矣。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战争的失败有臣属不尽责的原因，摇摆不定的道光帝也难辞其咎。
楼船号令水犀横，保障遥寒岛屿鲸。仇错荆吴终畏错，闲晟赞普讵攻晟。乐羊夜满中山夹，骑劫晨更即罢兵。刚散六千君子卒，五羊风鹤已频惊。
一开始之时，林则徐倒还看得开：只道光帝励精图治，群臣上下一心，文武协力，这朗朗乾坤未尝不能扭转。然而，时局的发展大大出乎了林则徐的意料，道光皇帝竟然听信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的谗言，将林则徐和邓廷桢革职充军。
时任户部尚书的王鼎，眼见国家危难，民族危亡，毅然将生死置之度外，多次怒斥穆彰阿妨贤、琦善误国，不惜让道光帝震怒，唯望能够唤醒道光帝，让他坚持抗战。当所有希望都变成失望，失望化作绝望之时，王鼎只能以死报国，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四月三十日，王鼎自缢而死，并留下遗书：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林则徐听闻王鼎尸谏的消息，悲痛万分，遂写下《哭故相王文恪公》诗：
为了维持现状，维护投降派的利益，在王鼎死后，穆彰阿的亲信、军机章京陈孚恩急忙去到王家成功骗取了遗书，在他的威胁利诱下，王鼎之子王沆被迫接受代为改草遗疏。最终，道光帝只知王鼎暴病而亡，下诏悯恤优抚，追赠太保，谥文恪。王鼎之一片忠心，只能谋日月之昭彰了。
道光晚年，痛定思痛，逐渐抛弃了投降派，对那些有功的抗敌将领，想尽办法加以优待和保护。然而，他却总是顾此失彼，不想成为千古罪人的道光帝，竟然连选储君之时，也是举棋不定。当时，四皇子六皇子都有资格，四皇子是长子，而且贤孝；六皇子虽是庶出，却天资聪颖。正当道光帝准备选择六皇子之时，竟然被一个太监偷窥到了，而且还被太监传了出去。道光帝很不高兴，遂一怒之下改立了四皇子，也就是后来的咸丰帝。
于是，在紫禁城中，自然形成了一股伤春悲秋的自然与人文氛围，不堪忍受巨大孤独和压力，不堪忍受耻辱又不能改变命运，想要扭转乾坤却又不知从何着手的道光帝，终于闭上了他的眼睛。
